克拉克·克尔《大学之用》
里瑟琦智库 2019-11-17 17:34:53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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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学之用》（第五版）中文版于2019年2月出版，是美国著名教育家、著名劳动经济学家和工业经济学家克拉克·克尔（1911.5-2003.12）的经典之作。克尔教授曾任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校长和加州总校校长，倡议并主持制定了1960年《加州高等教育整体规划》，同时先后出任卡内基高等教育委员会主席和卡内基高等教育政策研究理事会主席，主持了《卡内基高等教育标准分类》的研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前院长阿瑟·莱文称克尔教授为“当代高等教育转型的设计师”。
此书以作者于1963年在哈佛大学的戈德金演讲为基础，是对20世纪其余时期每隔10年高等教育的发展态势所撰写的评论的合集，具有较强的历史视角。全书共九章。
第一章“巨型大学的理念”部分，作者指出“现代的美国大学，既不是牛津大学也不是柏林大学，它是世界上的一种新型的机构。……它不是真正的私立，也不是真正的公立；它既不完全是世界的，也不完全脱离世界。它是独特的”。基于此，作者了开展对巨型大学的内涵和特征、学生、教师、与外界的联系、校行政当局、校长以及巨型大学的生活等内容的综合论述。从其内涵来看，“巨型大学是若干群体，包括本科生群体与研究生群体；人文学者群体、社会科学家群体和（自然）科学家群体；行政管理者群体。它的界限是模糊的——它延伸到校友、立法议员、农民、商人，他们都关联到一个或几个这些校内群体。它致力于机会平等，但本身是一个阶级社会。巨型大学有若干个灵魂。”同时，巨型大学的学生因选修制而有机会帮助决定大学发展的领域和学科，作为消费者影响着大学的扩张和收缩，还通过其赞助人指定大学教师。教师对巨型大学发展的总方向所施加的有组织的控制或影响一直较小，但在扩大研究所的领域和研究拨款方面，个别教师的影响相当大，甚至是决定性的。巨型大学里存在着许多“公众”掌握着许多利益，而且较多是相当合法的。巨型大学的校行政当局随着机构变大、复杂化提高，而更加正式并分列为不同的职能，越来越具有关键性的整合作用。克尔着重对巨型大学校长的“巨人还是调停-创始人”角色进行了解析，提出了“巨型大学的校长是领导者、教育家、创造者、带头人、行使权力者、水泵，他是官员、管理者、继承者、寻求共识者、劝说者、瓶颈，但是他主要是一个调停者”的定位。作者认为，在巨型大学的理念下，其生活是“把大学当成一个变化无穷的城市……那里有比村庄里较少的共同意识，但也较少禁闭感”。在巨型大学里，学生更加多元化，对于学生而言，巨型大学是一个混乱不清的地方，他在那里难以确立认同感和安全感。但它提供了广泛的选择，的确足够震撼心灵。在选择的范围中，他既有机遇又有自由的困境，“自由学习就是胜利”。对于教师而言，生活也变了。除了教师和研究员，还有顾问和行政人员。对大多数教师来说，相较于教学，研究更加重要，出现了所谓的“非教师”系列，地位越高，与学生关系越少。教师现在有三重阶级结构：研究者、教书者，以及两者都做一些的人。在这部分的末尾，作者还提出了“现代美国巨型大学存在的理由”问题。他的回答，一是历史，二是与周围社会取得一致。作为一个机构，巨型大学并非内在地始终如一，但他却始终如一地富有成效，它因变革而四分五裂，但有稳定的自由。她虽然没有一个属于自身的单一灵魂，但它的成员献身于真理。在第二章“联邦拨款大学的实现”部分，作者就联邦拨款大学进行了解析。包括1862年赠地运动和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联邦政府对科学研究的资助，带来了联邦拨款大学的实现。同时，联邦对大学的拨款带来了“直觉的不平衡”，包括：联邦政府对大学的缓慢但持续扩大的影响；研究型学者们地位的提升带来的对自己的认同和忠诚由大学转移到华盛顿的政府部门，出现“政府部门成了（学者）新的母校现象”；科学家富裕，人文学家激进的新的等级制紧张状态以及学科间的不平衡的现象（当然，作者对于学术界的平等总体持赞扬态度）；集中的必然性，表现为联邦研究活动自动集中到相对少数的大学，从而带来了一流与二流和三流大学的分野及院校之间的歧视问题；研究生指导增强，本科生教学则普遍恶化；完全从事研究（不进行教学）的学者越来越多的具有了教授身份的头衔；为争取联邦经费，大学自身研究与发展的优先体系被打乱以及一批新的行政管理阶层的出现（如合同管理员、研究项目经理）；因大学缺乏对联邦经费的实际控制而带来的经费滥用。为此，作出提出了“官僚主义的平衡”理念，强调发展更多出色的研究生指导与研究中心，并实现地区的合理分布。作者强调，教育界必须支持“卓越”和“平衡”，需要赞同“机构廉正”而反对“联邦控制”，以实现“机会平等的产生第一流的成果”。在第三章“才智之都的未来”部分，作者提到“美国大学目前正进行第二次大转型”，主要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25年，高等教育的扩招与大众化。同时，“知识产业”的来临，知识前所未有地处在整个社会活动的核心位置，大学与工业的各部分越来越像，教授越来越具有企业家的特点，两个产业正在从形体上和心理上趋于融合。此外，这一时期，“思想之都”兴起，即学术高峰上的高原现象，基于此美国形成了从波士顿至华盛顿、加利福尼亚海岸、十大院校和芝加哥、德克萨斯——路易斯安那地区四个学术高原。正因为这样，现代大学的“才智之都”应向外看和着眼现实，以专业和学术领域的发展回应新兴社会需求，参与社会生活，不能是“远离的人群”，“不能逃避知识的生产者、批发者和零售者的服务”。但作者也指出，内部与外部的矛盾从没有像现在这样紧张。最后，作者也揭示了所谓“大学之用”的真正内涵：才智及才智的快乐之家（以及其后的“更好的知识、更高的技能”界定），其论述引用了怀特海的名言“不重视智力培养的种族注定要被淘汰”。在第四章“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再思考”部分，作者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生的变化，包括大学的“新中心”地位、现代大学的多群体特征、巨型大学共识与宽容的实质、有组织的教师抵制重大变革的“行会心态”、校长的时代与行政管理者的时代、联邦拨款大学的来临、大学参与社会生活的发展、学生运动的负面影响等内容进行了重申，同时就1963年戈德金演讲提到的巨型大学、校长的多重“调停者”角等内容进行了修正性说明，让读者对其理念有更深入的理解。在第五章“试图改革的失败”部分，作者分析了20世纪60-70年代美国研究型大学进行的推进科学技术，提供更多的平等机会给低收入人群、少数民族和妇女的学术改革，指出这些改革“都失败了”。作者认为这与教师的过分保守，改革朝教师们基本上反对的方向发展，不趋向于推进知识，把教师拴在办公室，拴在本科生上，教师权力过大、校长权力过小等有较大关联。作者同时提到在治理方面的变革，尽管高校内部教师、学生、高等教育机构不同主体均参与决策，但总体来说，参与性民主削弱了学校的领导权，给现代大学持久活力带来的消极影响，他因而呼吁给予学校领导更好的机会来发挥作用。在第六章“对研究型大学黄金时代的评论”部分，作者指出1940-1990年的半个世纪，是美国研究型大学的黄金时代。作者就前面章节提到的大学的理念、联邦拨款大学的实现、才智之都的未来、20世纪60年代的反思和试图改革的失败等内容作了回应和修正。基于此，作者指出，对于许多研究高等教育的学者在紧张情况下所说的言论和判断，应该谨慎。在第七章“增加联邦财富到增加州的贫困”和第八章“艰难的选择”部分，作者指出，美国研究型大学至今经历了起源（1810-1870）、缓慢增长（1870-1940）、迅速扩大和延伸（1940-1990）及资源紧张（1990-2015及以后）四个阶段。当前，美国研究型大学已进入可能发生的内部转变和紧张加剧、获取外部资源日益困难的不利局面，这会带来研究型大学面临资源短缺、教授利益与公共利益、校长责任与生存、逐渐弱化大学之魂等方面的对峙局面，使其陷入质量和自主权等方面的“艰难的选择”，因而需要研究型大学予以回应（短期），措施包括：更加私人化、联邦化、获得公共支持、资源利用、多元化领导、关注长期发展、保护“非市场”功能。当然，作者指出，他对于研究型大学的态度，已经“从审慎的乐观到审慎的悲观，再到审慎的乐观”。原因是，尽管未来经济生产率、国家对资产的利用、新电子技术的渗透等方面存在不确定性，但美国的高等教育建立在三个半世纪的胜利之上而不是悲剧之上。“大学之用”是确定的，高等教育正在对当前的挑战和不确定性进行一系列满意的回应。在第九章“狐狸世界的‘才智之都’”部分，作者重点讨论了面对21世纪，研究型大学的领导是刺猬还是狐狸的问题。作者认为相对于20世纪60年代的刺猬们，21世纪的研究型大学领导，需要朝更多方向观察，对许多不同的机会和许多危险保持敏感，因而需要狐狸般的领导。他指出“这是一个狐狸的时代”，他同时对狐狸们试图逃出迷宫取得成功寄予厚望。这本著作作为克拉克·克尔对现代研究型大学分析与评价的经典之作，既有历史回顾、也有现实省思和对未来的展望，体现出他对现代研究型大学形态的深刻见地，尤其是其对现代大学可以是多种目的、多个权力中心和多种理念结合的机构的阐释，极大地促进了大学传统理念的发展，为我们认识、反思与前瞻现代研究型大学的特征和功能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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